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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是非遗组成部分

我国目前有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中医药项目仅“中医针灸”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不论项目数量还是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中医药类在十大类项目中都占比最少。对此,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对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申报与保护工作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如何解决传承断层的问题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中医药项目的传承人数量比项目数少,代表性传承人数量不足,中医药类传承人认定工作相对滞后。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队伍老化严重,其老化程度高于国家级非遗平均水平,代表性传承人技艺需抢救性整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孝涛认为,传承梯队建设不足,传承工作投入不够,学生徒弟缺乏身份认证,传承积极性不高是主要原因。
王孝涛从事中药学和中药炮制学研究60余年,他发现,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诸多中药传统技艺逐渐被现代化生产工艺代替,中医传统师承教育也面临断层。“解放前,中医以师承教育为主,如今,现代化的步伐反而让中医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无法接轨。”王孝涛说,虽然现代化建设能提高中医药研发水平,但很多传统技艺无法用现代化手段取代的。当前的院校教育中,真正有经验性、实践性的传统教育越来越少,“师带徒”也落入非主流教育阶段。
王孝涛建议,对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先从教育入手,院校应加大传统技艺的传授,师承教育可以适度与院校教育相结合,培养既有丰富现代化理论素养,又会传统技艺的人才,形成有规模的人才梯队。
非遗保护宣教工作须加强
文化部从2005年起,历时5年时间,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此次普查有70万人次参与,从全国收集约87万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并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在建立名录之初,这项保护工作很少被大家认可和理解。
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资深研究的学者诸国本认为,在普查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部分保护单位和传承人对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
“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毕竟是新生事物,政策性强,一些保护单位和个人没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多样性价值。”褚国本表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摸底工作因此并没有得以全面展开,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仍不为人们所知,保护名录不能全面地遴选代表性传承项目。
“我建议应该多开展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医药的认识和了解,增进人们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豪感。”褚国本说。
文化是中医药的根基
“保护工作开展初期,就有人问我:中医‘申遗’是否意味着中医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可见民众并没有认识到中医药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的根本生产力就是文化。”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柳长华如是说。
在柳长华看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之所以称中医学为传统医学,并不意味着中医是落后或不科学,“传统”的意义,实际上是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
柳长华解释,“如今,能够理解中医学科学价值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的价值,人们的眼光还不够深远。由于是在现象层面认识事物,需要长期的实践甚至领悟才能真正掌握的中医学,有兴趣并能够传承这一传统的人也逐渐减少。”
中医文化体现的是中医的思想、认知、精神、世界观,甚至是标准和制度,也是精神上的认同。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保护的,正是中医文化的精髓。柳长华认为,若想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首先就要将这种文化认同感普及,才能让中医文化价值深入民心。
非遗工作将转向纵深发展
从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至今已有10年,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从中发现更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未来几年,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在保护制度构建、保护名录编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相关负责人透露,当前的4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构建,是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种类划分上进行的,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的文化种类。
其中,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是按照专业分类,分为中医生命疾病认知、中医诊疗方法、中药炮制技艺、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中医针灸、中医养生、老字号传统中医药文化、民族医药八大类。虽然种类涵盖较为全面,但在当前保护名录的整体框架下,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如何深入落实保护措施,是当前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此,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从注重广度调整为纵深发展,让保护工作切实有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在原有生产基础上,以生产求保护,以保护促生产,推动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需求。•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根据历史发展和当代国情,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的总体要求,根据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医改难题的思路,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实际措施,非遗保护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2004年8月,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中国的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三个部分。传统医药列入非遗,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贡献。传统医药是非遗组成部分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民族医药是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民间医药是指既非《黄帝内经》主流一脉、又无特定民族文化背景的流散于民间的医药知识或医学体系。传统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内容,与文化领域的非遗项目不完全相同。因为传统医药既有医学又有药学,既有物质文化又有非物质文化,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它是一种“两栖文化”。以中医药来说,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它有许多自然科学内容,又有明显的哲学社会人文科学背景。本文以同仁堂为例阐述传统医药非遗保护的相关问题和对策建议。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列入国家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同仁堂传统中药材炮制技艺”分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第二批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其任务不仅要成为一个非遗保护基地,而且要在行业内外,起示范带头作用。同仁堂创始于清·康熙八年。雍正元年开始供奉御药,经历8代皇帝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负责独家向太医院供药188年。同仁堂东家乐凤鸣在《同仁堂朝叙》中承诺:“遵《肘后》,辨地产”。它在古代是一家有规格、讲质量、崇信誉的官商,在近代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中药企业。“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具有历史性、综合性和代表性。改革开放以后,同仁堂形成传统制药、商业零售、医疗服务三大板块的产业格局,加上药材基地、医疗基地、教育基地、文化基地,成为集农工商、产供销、医教研于一体的庞大企业集团。作为传统企业文化,同仁堂有两大亮点:一是“医乃仁术”的同仁精神,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精神。“炮制虽繁必不可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质量观念;“但愿世间人无病,不惜架上药生尘”的慈善思想。二是大量传统的、独特的制药技艺。这些技艺保存在许多关键性的工艺流程当中,保留在传承人的头脑里和手艺里。中药老字号的企业精神,是中医药界优良的人文传统。中药传统制作技艺,充满了大国工匠的原创思维。这些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代表同仁堂人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创造力。保护它的精神价值、原创性和灵魂,使其长期处于活态状态而不枯竭萎缩,是当前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生产性保护成为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中国式非遗保护的新概念。因为在当今国际国内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的强力冲击,有意无意地受到现代化建设的边缘化处置。非遗保护意识淡薄,非遗项目大量消失,非遗传承人高龄化且后继无人,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普遍现象。人们需要对非遗的活态保护寻找现实的有效途径。2012年2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这种“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并强调要“坚持正确导向”,“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坚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反对擅自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这是一个在新形势下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出路、规范行为的指导性文件。生产性保护是社区、群体或个人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积极互动中,为了保持其活态生存,争取成为当代的文化产品(包括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这里主要指物质产品),甚至不断地再创造,以便继续世代相传,合理利用。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空间在原有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基础上,利用新的生机和生存空间,使一批具有活力的非遗项目在不断生产中得到继承发展,使一部分濒危项目在开发利用中得到抢救。但在当前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困境、文化产业向市场化奔突前进的情况下,某些经济部门、旅游部门瞄准非遗项目,一拥而上,任意包装,盲目开发、过度开发、逐利性开发,擅自改变非遗核心工艺,把原生态的、原本纯真无邪的非遗项目打扮得花枝招展、不伦不类。这些情况,违背了生产性保护的初衷,是值得警惕和防止的。鉴于中医药自身的学术优势和临床优势,在“中西医并重”政策支持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基本上处于发展态势,只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在民主、宽容、社会公正以及各民族和各文化间相互尊重的环境中”,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承认中医与西医各有所长,各得其所,主管部门对中医药不歧视、不排斥、不取缔,按中医药发展的内在规律办事,允许中医自由执业而不受干扰,并最终以立法形式加以保护,中医就不会消亡,中药也不会消亡。中医药和同仁堂不但能够生存,还能发展。中医药不仅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还是重要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生态资源。同仁堂作为中医药企业,它从来就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本来就有生产设施、流通渠道、销售方式及人群需要,本来就在生产性保护的范围之内。只要它活着干着,就等于生产着保护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生产性保护。尤其是“传统中药材炮制技术”“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都是非常重要而具体的制药工艺、是一直实践着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以中药炮制来说,这是中药生产特有的工艺环节,是中药生产的核心技艺之一。从药材采集、修治、加工、炮制,制成饮片,再经烘干、提取、分离纯化、浓缩干燥等前处理过程。每一步都有传统技艺和独特经验。在中药炮制问题上,中医和西医有较大分歧。中药讲四气五味,西药讲化学成分。中药充分利用药材的自然属性,西药强调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中药重视药材的产地、采集、加工、炮制。药材要地道,采集要适时。远志要去心,枇杷叶要去毛。炮制改变药性,增效减毒。天下万物,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只看你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能力去研究利用,化毒为利。犹如食物本无害,只看你吃的量和进食的方式合适不合适。2003年,发生龙胆泻肝丸事件,说龙胆泻肝丸对肾功能有损害。但后来清楚了,一是龙胆泻肝丸本方用的是木通科的木通,而当时大量用的是马兜铃科的木通,其中的马兜铃酸可能是引起中毒的原因;二是中医把龙胆泻肝丸用来泻肝胆实火,清三焦湿热,不宜多用久用。而当时有人把它当作通便药长期服用,难免形成积蓄中毒。结果说明这不是中药的问题,而是医生会不会用药的问题和群众用中成药需要医生指导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同仁堂坚持用中医药理论指导生产,坚持中药制剂传统工艺,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在原有生产基础上,以生产求保护,以保护促生产,推动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需求。这种生产性保护,在文化部门的某些文化门类,可能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对同仁堂而言,无非是发挥固有的自身活力而已。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进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保持非遗的传承性同仁堂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现代科学思想和制药技术对传统制药技艺的冲击;同仁堂传统中药的全面恢复生产与药品审批制度的矛盾;销量不大的中药小品种扶持性生产与经济效益的矛盾;著名中成药的二次开发和原定成药标准的矛盾;中药生产前处理造成的污染与城市管理的矛盾;非遗传承人的学术地位及物质待遇和现行职称制度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有的带有技术性,有的具有政策性。需要靠科技(包括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和政策来解决。政府一贯强调,对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必须遵循中医药发展的内在规律。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传承的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根据历史发展和当代国情,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的总体要求,根据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医改难题的思路,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实际措施,非遗保护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口头的无形文化,容易人亡艺绝。在过去凭家传、凭师承、凭个人的兴趣、天赋和努力,凭传承人的责任和担当。但这些传承机制,依靠人治经验,常受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因人因时而异,缺乏体制性、制度性保障。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非常复杂,其传承方式和传承情况各不相同。关键是要按照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健全传承机制,建立传承制度,定项目、定任务、定标准、定保障条件,把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现有传承人14人,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有传承人8人。还有一些文化领域与核心技艺尚待物色和确定传承人。在同仁堂长期生产经营中,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一直是中心任务,尤其是传承人的培养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同仁堂快速发展,同仁堂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难以伦比。同仁堂的发展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论。它与首都城市功能、现代高科技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相互匹配,相得益彰。在历史上,北京的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保留文物,保存古迹,保持风貌,保护传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人民群众积极进取、建设热情十分高涨的时候,对同仁堂的发展和建设,应该有一个冷静的、长远的思考,有一个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在北京地区,应该保存同仁堂完整的产业链,保护同仁堂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在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同仁堂门店林立,处处都有同仁堂,在北京地区更应该保留一个完整的、核心的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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